1929年底，鄂西国民党军队的内讧，造成“对群众的压迫剥削，也只有日益加紧，如军阀对编遣军券催促，苛捐杂税的加重，封船封码，拉夫筹饷，军事戒严，使市面萧条，贫民已是苦不堪言，所以一般群众对于我们的革命宣传较前容易接受，群众对我们的表示同情亦较前加重”，“群众所受的压迫，政治与经济是同时加深。今年年成不好，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反而加重”，“如果群众反抗即以共产党的名义加在头上，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”，“在政治经济的紊乱当中，豪绅地主异常恐慌，有的跑到沙市、宜昌，有的跑到武汉”（《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》1929年12月31日）。“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，群众斗争日益发展，革命的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，但不可作过分的估量，还要靠斗争力量来推动”（《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》1930年1月）。此时的革命斗争形势，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，因此1930年是湘鄂西革命政权建设大发展的重要时期。

1929年12月，在中共巴兴归县委恢复、召开大垭会议、举办党训班、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、使巴兴归革命斗争由低潮进入高潮的时候，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于12月下旬召开。大会形成了《中国共产党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》和一系列决议案，宣言和决议案正确地指导了鄂西的革命斗争。《关于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》，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，及时地指导了巴兴归革命政权的建设。

自1929年12月9日中共巴兴归县委大垭扩大会议后，在鄂西党的“二大”会议精神指导下，巴兴归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建设，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党训班，为巴兴归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培训了一批党员干部。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，为巴兴归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保证。1930年春，鄂西特委派胡荣本等一行5人到巴兴归帮助、指导工作，加强领导。5月，巴兴归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组织筹建工作就绪，中共巴兴归县委适时地在巴东甘家坪龙潭寺召开扩大会议，成立了巴兴归县人民革命委员会（后称县苏维埃政府）。会议选举宋宏墀为巴兴归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，范诗雅为巴兴归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副主席，杨纯祖为秘书，黄大鹏为政治委员（后为胡荣本），刘子泉为军事委员（后为黄大鹏），曹秋选为土地委员，谭元武为粮食委员，黄司亚为经济委员。

1931年12月下旬，在巴东牛峒县委扩大会上又明确规定：1、县政府委员15人（内分主席团、粮委会、经委会、军委会、土委会、裁判兼肃反委员会、秘书等），特务长1人，炊事士2人，传达处5人，勤务士2人，共25人。2、区政府委员9人（内分主席团、粮食、经济、军事、土地、裁判兼肃反、秘书），传达处5人，特务长1人，炊食士2人，勤务士2人，共19人。3、乡政府委员7人（内分主席团、粮食、经济、土地、军事、秘书），传达2人，炊食士1人，共10人（《中共巴归兴县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·政府工作决议案》1931年12月28日）。

（来源：兴山档案微信公众号）